赫德推出的新的税收方案，尽管很不得人心，被各地有商铺的商人暗中咒骂，没人敢骂官府，但是骂骂赫德那就无所谓了，渐渐的赫瘸子的外号也就叫开了，因为赫德被朱敬伦炸断了一条腿的缘故。

但他们倒不至于起来抗税，因为商人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即便有一些自发的同业行会，也主要是用来协调互相之间的竞争问题，而不是用来对抗官府的，他们没有地主乡绅那种拿起刀子保护自己土地的勇气，所以他们只能几千年都被地主乡绅压制，在这个国家中只能沦为二等公民。

现在赫德虽然收他们的税，但是却废弃了过去的税收制度，旧县吏如果在上他们的门收税，他们可以报官。相对于那些勒索的贿赂要远多于政府征收的征税的县吏来说，慢慢的商人们开始欢迎赫德的税务机构，那时候他们仍然称呼赫德为赫瘸子，却是一种比较中性的称呼了。

丹麦和瑞典的官方代表去了北京，但是那些来中国旅游的贵族却都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弄清楚一个情况，那就是除了朱敬伦，没有一个中国官员会欢迎他们，他们去了北方，很可能遇到危险。

朱敬伦则派人全程保护他们在广州游览，甚至让自己的老婆张柔去跟亚历山德拉等贵妇一切出游，玩了一把夫人外交。

只是张柔有些不乐意跟这些洋鬼子婆娘待在一起，而且完全不知道如何跟他们沟通，朱敬伦告诉她，就当这些人是从远方的一些穷亲戚，按照这个方法招待他们，就不会失礼。

一想到丈夫现在都是独揽广东大权的人物，即便不想想造反以后的地位，即便是现在也是道台级别的高官，那就不能给相公丢脸，咬着牙，忍着心中的厌恶和鄙夷，跟这些一点妇道都没有，跟男人也嘻嘻哈哈不知羞耻的洋婆娘们整天待在一起，带他们参观广州的寺庙，规模庞大的学宫，让他们见识广州特色的花船，请他们吃各种广东的美食，没想到那些洋婆娘竟然还嫌弃中国的美食，倒是对一个个商铺里的中国手工制品很感兴趣，大手大脚的采购各种手工织出来的丝织品，绣庄的丝绣，连土布她们都很喜欢。

朱敬伦还让张柔出面，告诉亚历山德拉，要送一座茶园给她，为此张柔特意跑了一趟鹤山，见了见朱敬伦那个还未过门的小妾，高三的妹妹高媛。这姑娘今年才十四岁，朱敬伦也是嫌她年纪小，还没张开，所以心里有些纠结，后来大局已定，也不着急去拉拢客家人的力量，于是以高官仙刚死，妹妹嫁人不吉利，让她给哥哥守孝，客家首领张宝铭十分不乐意，最后讨价还价，不用守三年了，守个两年就可以了，明年朱敬伦就得迎娶这个小妾。

对于高媛这个小丫头，张柔十分有危机感，因为她觉得高媛比她年轻太多了，将来她肯定是要受冷落的，到了高家后，张柔就没给这个未来的姐妹好脸子，倒是高媛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还有高官仙的遗孀，她那个聪慧的嫂子在一旁帮衬，最后张柔才给她们留了几分薄面。

到高家来，是因为高家是当地的豪族，当年高官仙一怒就能组织乡勇，钱肯定少不了，他家里有五百多亩茶园，后来变卖家产，也只是卖了各处的商铺和房宅，土地是一分都不肯卖的。

朱敬伦让张柔跟张家商量，能不能把她家的茶园让出一百亩来，高官仙的遗孀满口答应下来。

这几日张柔就带着亚历山德拉在茶园里游逛，让她挑选合心意的茶园然后划给她。

兵工厂中的瑞典人留下了三十个之后，加上已经培养出来的上千中国技术工人，工厂并没有陷入混乱，而是经过一阵短暂的调整之后，很快就走上了正轨，并且马上决定再次扩大规模，机器设备是要采购的，但人更是要培养。

欧洲人的冒险精神很宝贵，中国人的吃苦耐劳同样宝贵，在丰厚的薪水以及更美好的未来的刺激下，兵工厂的华人学徒爆发出来的学习热情让人惊叹，他们白天跟着师傅口传心授的学习，晚上还要在夜校里恶补自然科学的知识，三年里，从最初的简单数学运算，到后来连基础的冶金和机械知识都学会了。

不敢说所有的学徒都熟练的掌握了这些知识，但是人跟人总有一些区别，一千多人中还是有那么一些天才存在的，至少有十来个妖孽的，已经可以跟瑞典师傅们讨论机械原理和设计了，但大多数只是中规中矩的技术工人。

除了那些妖孽，中间骨干可能才是目前最紧缺的，所谓骨干，就是已经在技术上无可挑剔，掌握的知识可以允许他们带学徒了，目前经过瑞典人认定的，能够带学徒的华人数量只有一百多个人，让他们没人带十个学徒，口传心授，几年之后朱敬伦的兵工厂就能翻番。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似乎这一年都会这么顺利下去，可是天不遂人愿，无论多么渐进的改革，依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有的既得利益者不敢反抗，比如商人，但有的既得利益者就很容易反对，比如乡绅地主和官吏们。

最先起来闹事的正是那些县吏。

1862年8月，彻底失去了收税权的广州府县吏，突然暗中勾结起来，冲进了粤海关衙门，险些将赫德杀死，在几个士兵的保护下，他跳后墙逃走，但是一个士兵被打死，十几个受了轻重不等的伤势。

这种严重的案件，让朱敬伦异常的恼怒。

直接在广州府戒严，四门关闭了十天，两万军队在城中搜捕，将府衙中每一个参与闹事和没参与闹事的县吏都抓了起来，然后集中审讯，分辨良莠，最后以刺杀朝廷命官的罪名要惩处这些人。

公堂之上，朱敬伦拉出了柏贵和穆克德讷这两尊泥菩萨坐镇，其实就是自己在审理，也没什么可审的，广州府的刑名师爷翻出条文，直接宣布罪状，这些县吏也供认不讳，但是他们不承认自己刺杀朝廷命官，他们不承认赫德是大清朝的朝廷命官，鄙夷的说赫德知识一个夷人，畜生不如的东西。

这时候反倒是赫德出面替他们求情，赫德果然是一个中国通，白脸红脸这种事他也学会了，朱敬伦唱白脸立威，他唱红脸施恩。

最终判决持刀杀人的那个凶手绞刑，鼓动县吏闹事的广州城资格最老的十几个老县吏枭首示众，其余县吏则让他们服劳役一个月。

问题是处理了，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只是暂时压制了。

朱敬伦忽视了既得利益者的反抗问题，他以为他并没有太过于侵犯这些人的利益，可是很多贫苦的县吏都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他们过去勒索钱财虽然不地道，但是官府给他们的薪水根本就不够养家糊口才是勒索的根本动机所在，不勒索就活不下去，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朱敬伦是不怕暴露问题的，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社会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前进的，跟赫德商议了一番，将广州城的过去收税的县吏，统统并入税务司管理，赫德负责培训他们，让他们达到税务司雇员的水平，实在无法提高的，给他们安排一个低级职位，反正税务司中的低级职位，每年也有60两银子，一个月平均下来5两，足够养活一家老小了。

这些人也不是一无是处，长期收税为生，虽有勒索的恶习，但相关数学知识还是有的，有的甚至是祖传的手艺，一代传一代，代代做税吏，好好培养一下，也不失为一个难得的人才。

广州城是最大的商埠，这里的矛盾最先爆发是正常的，但这里的事情给朱敬伦敲响了警钟，恐怕其他各县的县吏，也早就有所不满了，他们爆发也是迟早的事情，让赫德制定详细的方案，将各地的税吏统统归他管理，进行培训，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些都能够理解，但是至少让那些被损失利益的人能够活下去。

差点被人打死，赫德也算是长了一个记性，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持续给老官吏们施压了，马上在各个口岸推行，制定详细的章程，让目前已经推行新税收政策的地区照准执行，地区涵盖整个广东省除了南韶连道之外的地区。

其实县吏闹事风波还不算什么，朱敬伦真正担心的是土地问题，农村的土地才是死穴，那真的是能引起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起义的，不过在免除了十四县明年两税的情况下，地方上倒也一直平静，乡绅们很乐意免税，闯王来了不纳粮一句口号，就能让明末的老百姓期盼闯王，其实并不是官府的正税有多重，而是苛捐杂税太多了。

比如官府规定的南海县每年丁银4万两，可是地方官实际上征收的丁银竟然高达15万两，多收的这部分会被南海知县和广州知府瓜分掉，这还是到当官的手里的，那些漏在各个层级手里的恐怕还不止这个数。

但朱敬伦一竿子将税收免除了，他们不用给官府纳粮交税，县吏们也就没有借口找他们要今年的陋规（苛捐杂税等），免除的可不止是那点地丁银，免得更是那些看不见的陋规，因此不纳粮的吸引力才那么大。

但是原本要靠这些陋规才能生活的广大县吏活不下去了，自然就要起来闹事，从他们上次的行动来看，他是真的打算杀了赫德的。

因此朱敬伦得想一个办法，泻一泻这股压力，那就只能让赫德的海关容纳这些人，给最底层的税吏一口饭吃，至于那些对此不满的当官的，那就只能继续委屈他们了，反正他们这些人不至于饿死。

本以为县吏问题处理之后，暂时就不再会有太大的矛盾，但让朱敬伦最担心的土地问题还是爆发了，9月底的时候，九龙地主乡绅们纠结上万青壮，一次性摧毁了怡和洋行、旗昌洋行等大洋行在九龙建造的上百间仓库，本来应该大名鼎鼎的九龙仓码头，还没有打出名头，就被当地人给摧毁了。

这些大洋行能量巨大，他们鼓动香港英军开进九龙城，跟当地乡勇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朱敬伦知道消息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打起来，是不是死人了。

朱敬伦对此极为关切，因为土地矛盾终于爆发了，九龙半岛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但根据陈芝廷跟英国议会签订的宣言，允许英国人在这里经商、买地和居住，这里其实相当于一个口岸了。

一开始当地乡绅是答应的，他们也约定不许卖土地给英国人，可是利益这种东西最难平衡，尽管大多数乡绅都遵守了约定，可是还是有人心动洋人付出的价格，将自家的一些不太好的沙地卖给了洋人，洋人在这里建造码头、房屋，甚至打造港口。

洋人一多，花样杂居，这种问题就会爆发，正面看洋人在这里建立码头、仓库，雇佣了不少当地人，是创造了就业的，但只要人跟人相处，就必然会发生问题，比如薪资矛盾了，口角了，相互歧视了，负面的还有那些不满别人私自卖地，而自己没有卖地眼红又歧视别人的，你卖的多，我卖的少，觉得吃亏的，还有当地人跟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卖地发财的一些村子遭到其他村子的集体排斥，乡绅们互相开会要求他们收回土地。

总之各种矛盾，最后汇聚成一点，就变成了盲目排外的情绪，好像只要赶走了洋人，一切就都会恢复到从前和谐美满的时候一样。

尤其是卖地的是尖沙咀一带的村子，并不是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上水侯氏、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而是这一代后来移居的一些贫苦客家人，而他们卖田的文契还不是用官方契纸写的红契，而是私下写的租种契约，换句话说，这些客家人是佃户，他们卖了地主的土地，但他们卖的又不是土地的产权，而是他们手里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却是没有期限的，属于永租权。

问题极为复杂，牵扯到了土地产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矛盾，利益分配不均的矛盾，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有土客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来了一次总爆发。

朱敬伦的应对是，第一时间派了三千精锐士兵，命令他们先去稳定局势，将英国軍队和乡勇分隔开来，然后他自己马上就坐船赶往九龙，同时让人带信去给香港总督罗便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