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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成七正要有所动作，准备继续增援其他几十寨时，叶琛出奇制胜，绕过了他那些寨子，直扑他的总寨。在一个时辰内就彻底扫平了吴成七总寨外围的防御，对其完成包围。吴成七的寨子虽然易守难攻，但有个致命缺陷：水源短缺。叶琛按照刘伯温的方法，只围不攻。吴成七多次派人下寨要和叶琛决战，叶琛坚守壁垒，就是不理他。

吴成七被围了一个月后，水源枯竭，精神崩溃。在一个没有月亮和星星的夜晚，他扔下了大部队，带着自己的卫队奇迹般地冲出包围圈。叶琛围追不舍，吴成七联合其他还在的寨子，调整兵力，和叶琛在平地上对攻。在平原作战是蒙古军的长项，所以吴成七屡战屡败。但吴成七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一面和叶琛对抗，一面派人打通总寨和地面的水源问题，大功一成，吴成七杀了个回马枪，又跑回了总寨。

叶琛这次没有只围不攻，而是对吴成七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进攻，但是收效甚微。

刘伯温来到前线，查看了地形，观察了敌人的士气后，对叶琛说：“他们支撑不了多久，我们用灯笼计。”

叶琛问：“何谓灯笼计？”

刘伯温回答：“你让一支队伍到他总寨对面的黄呈羊山岭上，黑夜时，每人肩挑悬挂有二十多盏灯笼的长竹竿，从山岭头挑到龚宅，吹熄后返回黄呈羊岭头。到山岭头后再次点燃灯笼向龚宅行进。如此往返，每夜以一二百名官兵轮流进行。”

叶琛说：“这不是驴拉磨吗？”

刘伯温说：“咱们知道是驴拉磨，但吴成七看到这种情形，一定认为是咱们的增援部队。他部队的士气现在很糟糕，又因为粮草将尽，内外合力作用下，人心不稳。你抓住机会，来一场猛攻，胜利就在眼前。”

叶琛问：“你怎么知道他士气糟糕、粮草将尽？”

刘伯温说：“观察。你看他寨子上的巡逻士兵，站得不直，而且来回走动的次数越来越少。再看他寨子的炊烟，前几天还是一日一升，现在是三日一升，所以我有此断定。”

叶琛惊叹道：“真神人也！”

按照刘伯温的指示，叶琛开始行动，随后又派出一支三千人的精锐，从吴成七总寨的后山摸了上去，双方在约定时间同时发动进攻。

正如刘伯温所料，吴成七的部队防御能力大大下降，叶琛很快就大摇大摆地登上了吴成七寨。在一块树丛中的崖壁里，叶琛发现了吴成七的尸体，死因不明。

这就是灯笼计，刘伯温在元朝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运用他军事智慧的结晶。自此后，他那无穷的智慧全部奉献给了朱元璋。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

繁星满天，不如一轮明月，万家灯火不如一个太阳。刘伯温的灯笼计虽然出神入化，却不能扭转乾坤，所以不可能为元王朝照耀出一条光明大道来。时光流逝到人类纪年的1357年时，元王朝已如烈日下的冰山，融化只是时间问题了。

担任烈日的是最早向元王朝叫阵的刘福通，刘福通是那个年代革命家中最有责任感的英雄人物。方国珍、张士诚，包括正在鬼鬼祟祟打家劫舍的朱元璋和刘福通那光辉得如金子般的品德一比，简直连土块都不如。

刘福通反元毫无私心，他本是富户，不愁吃穿玩乐，但却和他的战友韩山童抛弃富贵，专心致志地以驱逐蒙古人为使命。

如果从刘福通的自我宣传来看，他和刘伯温还是亲戚。刘福通自称是刘伯温的七世祖、南宋大将刘光世的后裔，他的那位战友韩山童则宣称自己是赵佶（宋徽宗）的后人。两个人在黄河岸边造反不久，赵佶这个懦弱无能的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后人，所以韩山童战死，刘福通一人顶着无边的压力和元政府对抗。

他虽然在中原地区攻陷了许多城镇，但因为中原是元王朝重兵所在，所以他的革命生涯可谓上气不接下气。1354年阴历十月，元朝四十万大军在高邮城下不战自溃后，元王朝再也不能集结这样大的兵力，所以各地的革命家们缓了一口气。刘福通也不例外，他度过寒冬，大踏步进入春天，这位高风亮节的英雄把韩山童的小儿子韩林儿立为皇帝，国号“宋”，史称“韩宋帝国”。然后，转守为攻。

当刘伯温在青田专心致志地用灯笼计时，刘福通制定了让元王朝魂不附体的斩首行动。执行斩首行动的部队分为三路：西路军由大将李武率领，攻今陕西地区；东路军由大将毛贵率领，攻今山东地区；北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率领，攻上都。

李武率领的西路军最先出发，进入陕西后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推进到陕西行省行政首府奉元（今陕西西安）城下。不过在围攻长安一日后，元政府援军赶到，双方就在平原展开激战，李武战败，西路军宣告失败。

毛贵率领的东路军目标是占领山东后北上，然后和北路军夹击大都。按照作战计划，毛贵在海州击溃元王朝的海军，然后乘海路攻下胶州，在扫荡了山东的蒙古人势力后，毛贵并没有等北路军，而是豪气干云地兵锋直指大都，挺进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

大都城如被浇上了热水的蚂蚁窝，元顺帝魂不附体，准备向北逃亡。新任宰相拓跋太平是个头脑冷静的人，认为毛贵孤军深入，不能持久，只要拖住他一段时间，他就会不战自退。元顺帝战栗不已，把这艰巨的任务交给拓跋太平。拓跋太平集结了当时大都城内所能集结的一切兵力，主动出击柳林村。双方就在柳林村发生激战，毛贵错误地估计了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和蒙古军队展开野战。结果，毛贵惊讶地发现，蒙古军队当年横扫地球的气势犹存，但发现时已经晚了，他的军队经不住蒙古骑兵的冲杀，溃败而退回山东。

毛贵退回山东后，重新调整兵力，准备再来一次斩首行动，但很快就出现内讧，毛贵死于内讧中，这支曾和大都擦肩而过的东路军灰飞烟灭。

运气最好的是关先生的北路军，但最莫名其妙的也是这支北路军。按刘福通之前的作战计划，北路军的任务是越过太行山，绕过所有城镇直奔大都，在大都外围和东路军汇合，联合夹击大都。可计划不如变化快，关先生到太行山时，元军已把各个关口堵得水泄不通，关先生进行了几次试探性攻击后，发现不可能完成任务。但他也没有通知刘福通，而是擅自做主，强攻冀宁（今山西太原），冀宁城高墙厚，关先生损失惨重，但他运气好，终于攻陷冀宁。在休息了一个月后，又强攻大同（今山西大同），大同顷刻而下，关先生志得意满，一股气荡平了从大同到上都的元军防御据点，推进到上都开平城下，一阵猛烈的攻击后，开平城陷。表面上看，关先生完成了军事任务，但由于他在路上耗费了太多不必要的时间，所以当毛贵在距大都五十公里的柳林村放眼四望时，根本没有看到战友关先生。关先生在上都踌躇满志，因为南下二百八十公里就是元大都。但莫名其妙的是，关先生没有南下，却向东推进，攻陷了辽阳（今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

高丽王国当时是元王朝的卫星国，主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但他们没有和关先生刀枪相见，而是乞灵于阴谋诡计。他们派出大批美女和关先生的军队缠绵，又搬空了国库，把所有珍宝献给关先生。当关先生和他的部队沉浸在这种奢华纵欲的生活中无法自拔时，高丽王国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早已准备好的特种部队对他们进行了偷袭，接着就是疯狂的屠杀。关先生死在美人窝里，只有一万余人逃出高丽回到中国，但被正在等待他们的蒙古军队一网打尽。

刘福通的斩首行动把自己的力量全部耗尽。刘福通本人在韩宋帝国的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郁郁寡欢，元军趁机围攻汴梁，刘福通带着皇帝韩林儿逃跑。至于他以后的结局，将是朱元璋的故事，在这里不再论述。

韩宋帝国的斩首行动虽然把自己的力量耗尽，但元王朝的根基已被掏空，现在，只需要轻轻一推，元王朝就会轰然倒塌。也正是在这个危机时刻，刘伯温向他的好朋友石抹宜孙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

齐桓公，我呼唤你

刘伯温用灯笼计剿灭吴成七后，江浙行省对他进行了嘉奖，他被升为从五品的江浙行枢密院出纳文书（行枢密院经历），这是刘伯温在元朝时做的最高的官职。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高兴，因为对从前的回忆使他感到压抑。况且，当时北方的局势急剧恶化，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带给刘伯温的冲击不亚于小行星撞地球。

他当时有点万念俱灰的意思，如果非要说有使他心动的事，那也只能是石抹宜孙。

1356年阴历三月，也就是刘伯温刚重出江湖时，方国珍第三次洗心革面，归顺元王朝。刘伯温对方国珍的痛恨深入骨髓，其实他不是痛恨方国珍这个人，他的痛恨是和方国珍类似的人。消灭吴成七后，刘伯温就试探着石抹宜孙，要他对方国珍用兵。刘伯温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国珍现在表面上是为政府出力，但贼心不死，肯定还会反叛，不如现在就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让他将来没有见风使舵的机会。这个提议相当冒险，甚至有被治罪的可能。人人都知道方国珍当时已经是元政府任命的江浙行省副宰相（参知政事）兼行省后勤部部长（海道运粮万户），是政府公职人员，如果真对政府公职人员动武，那罪名可不轻。况且，方国珍当时控制的地盘占了浙东沿海一大部分，海军军舰有千艘，实力已今非昔比。石抹宜孙即使想打方国珍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

听到刘伯温的提议，石抹宜孙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自家人不打自家人，万一出了事，你我人头不保。”刘伯温说：“都包在我身上。”石抹宜孙觉得这事太不靠谱。刘伯温又提了个建议，险些把石抹宜孙的胆子吓破了。刘伯温这个建议是用诗歌的形式提出来的，诗中有这样一句：“周纲虽云弛，一匡赖齐桓。”

这是一句运用典故的诗，“周纲”是东周的纲常，春秋时期，各路诸侯雄起，东周天子成了受气鬼，龟缩在洛阳城里看着各路诸侯打架。不过，东周天子仍然挂着“天下宗主”的牌子，各路诸侯虽然吹口气就能把它灭了，但谁都不想动手，惹天下人咒骂。“齐桓”是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他和他的国家称霸时，南方的楚国一直想向中原挺进，但被齐桓公的阵势给吓到了。所以，孔子说：“咱们没有被楚国灭掉，成为披头散发的野人，全是因为齐桓公啊！”

刘伯温的意思是这样的：现在的元王朝就是当年的那个受气鬼、窝囊废，而石抹宜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可以自作主张，明火执仗地摆平各路反政府武装，用武器来维护元王朝这块招牌。也就是说，石抹宜孙你有枪杆子，完全可以自主创业，把元王朝放在一个人人能看得见却不需要它的地方，比如灵堂。

刘伯温的这种想法是惊世骇俗的。官方的说法叫谋反，政治学家的说法叫分裂主义，曹操的说法是“用天子之名以成己事”。有人会从刘伯温的这句诗中得出牵强的结论，认为刘伯温对元王朝根本就不忠，所以后来才跑去给朱元璋当参谋。这显然是对刘伯温的污蔑，刘伯温没有说让石抹宜孙放弃元朝的皇帝，而是希望石抹宜孙用手中的资源来扶持元王朝。换个说法就是，他希望石抹宜出去开分店。石抹宜孙头脑虽然清晰，却远没有刘伯温那样灵活，所以，他拒绝。其实，石抹宜孙理解错了刘伯温的建议，他以为刘伯温要他单干。他可能也想过，但权衡后发现，单干的利润和他现在给元政府打工的利润几乎相当，给政府打工，那是旱涝保收啊，但单干，可就没谱了。所以，石抹宜孙偷偷把这首诗毁了，但刘伯温却把诗歌留了下来。

多年以后，刘伯温站在青田山上回想往事，仍能想起他给石抹宜孙写的那首诗。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刘伯温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鲁莽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必须要有齐桓公那样的人。但是，现实又一次让他失望，确切地说，是石抹宜孙击碎了他的梦想。

刘伯温和石抹宜孙在处州的合作开头美好，结局却不尽如人意。刘伯温在剿杀吴成七之前回老家招募了一支自己的部队，这支部队的人数并不多，但很能打。当时在处州各处的反政府武装，几乎都是被这支部队消灭的。

最好的军事训练基地是在战场，刘伯温手中有这样一支部队，并且取得了还算辉煌的诸多胜利，可当中央官员来评定功劳时，刘伯温的名字居然没出现在功劳簿上。事情是这样的，南京军区司令员（经略使）李国凤巡视江南，得知刘伯温此次处州剿贼的胜利之后，对刘伯温的才能十分欣赏和推崇，便把刘伯温的功绩上报了朝廷。刘伯温也很希望能够通过李国凤的举荐而得到朝廷的重用，为朝廷平定红巾军起义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那些当初庇护方国珍的大臣们，在李国凤上承的军功簿上一见到刘伯温的名字就觉得厌烦，哪里还会去嘉奖他的军功，至于授予重要官职那更是不可能的了。诏命下来，最后刘伯温反而被降职录用，让他做文职，不得参与军事。

石抹宜孙认为这是小事，而且对刘伯温受到不公平待遇进行了细致但不合理的分析。首先，刘伯温没有上功劳榜，是因为方国珍在搞小动作。方国珍和刘伯温上辈子有杀父之仇，刘伯温总想搞掉他，方国珍心知肚明，所以就利用金钱和后勤部长的权力明示中央政府，刘伯温是高危分子，将来会破坏团结，能打压就尽量打压。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深信不疑。石抹宜孙就接着分析说：“你现在手里有支很能打的军队，如果再给你戴红花，上光荣榜，你的威信在军队中膨胀，国家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了。”

关于这一点，刘伯温想对石抹宜孙说两个字――放屁。元王朝虽然靠砍刀斧子起家，但它慢慢地惧怕起这些东西来。忽必烈还在位的时候，元朝的军力全球无二，可还是禁止民间拥有兵器，禁得最厉害时，十几家人使用一把菜刀。在长江以南，一个村里只有一把菜刀，搞得很多家庭妇女做饭时，只能靠牙齿来“切肉”或者是“切菜”。元顺帝即位后，各地烽火连天，对已经革命的地方他们管不了，所以就对还没有革命的地方进行百倍的严格管制。菜刀不许有，地方政府专门设立部门来为百姓切菜。刘伯温的意思是说，政府都能禁止菜刀，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的部队收回？可他们对我的部队连正眼都不瞧一眼。

刘伯温无话可说，叹息一声，说：“老天喊我回家写书去，我是不敢负国，无奈英雄无用武之地啊！”刘伯温似乎在向朝廷表白，也似乎是在告诉世人：他的离开，并非意味着是对元王朝的背叛，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这时候的刘伯温，大概觉得自己的心志和遭遇实在是像极了战国时期的屈原，而元顺帝就是楚怀王。

屈原无比热爱着楚国，无比忠诚于他的国君，可惜楚怀王却听信奸佞的谗言，把屈原流放在汨罗江边上，让屈原受尽精神的折磨，最后带着满腔的幽怨，自沉汨罗而亡。临死前，写了首《离骚》来表明自己的心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