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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诈骗的成因张宝同2016.10.2

山东的徐玉玉被不法分子冒充教育和财政部门工作人员诈骗了9900元，并在报警后因心脏衰竭而死亡。对此，有人认为徐玉玉太单纯，没有防范意识。如果说徐玉玉涉世未深，遭致诈骗，那么，前不久，清华大学一名老教授，被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人民币1760万元。这件事又该如何解释呢？有些事真不是我们想像得那得简单。因为我就遇到过这种事，至今我都在感叹诈骗分子真是太厉害了。

大概七八年前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乒乓室打球，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说他是某个中学工会的范主席，要向我借5000元钱。我看他打来的电话号码不是他原来的，就问他怎么换电话号码了。他说他用的是别人的电话，然后又说他正在陕南老家，因弟弟跟别人打架，把别人打成重伤，需要给人家看病，否则，弟弟就会被公安抓走。这事当然是大事，这个忙不好不帮。但我还是纳闷，他学校里有那么多老师和熟人，干嘛非要跟我借钱？而且，我和他只是在教育局组织去云南的旅游中一直住在一起，后来虽然又见过几次面，但关系还不到要给他借这多钱的地步。可他一直在恳求我，搞得我真是无法回绝。而且他说只要他一从汉中回来就马上把钱给我还了。于是，我问他怎么把钱给他汇过去。他当即给我用信息发来了一个银行帐号，要我尽快把钱给他打过去，因为他实在是非常地着急。

我想他是不是不想让本校的同事们知道，不好向同事们借钱，可是，我又想他和妻子都是学校的老师，工资月月都有保证，咋能连区区的5000元钱都要朝别人借。于是，我就又打了电话问他这个问题。因为给别人汇去5000元钱，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回答我说他不想让妻子知道这事，因为他和妻子近来关系不好。听着这话，我就说好吧，我得回家取银行卡，估计半小时就可以把钱汇过去。他就连声感谢。

我离开了乒乓球室，急忙回家取银行卡。可是，当我回到家，已经拿着银行卡要出门了，觉得还得再做最后一次审核，如果确实是范主席因急事需要钱，我就没说的。于是，我又给他们学校的一位曾跟我打过球的老师打去电话，问范主席是不是回老家了。可那位老师说没有，他刚从他们办公室离开。于是，我马上用范主席本人的电话号码把电话打过去，问他是不是在学校。他说是呀。我就把有人冒充他给我打电话借钱一事给他讲了。还问是不是他把我的电话号码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给他的什么亲戚说了。他说没有。我说我要给派出所报警。他想了想说，算了，别报了。很快，那边又打来电话，问我把钱汇了没有。我说你就不是什么范主席，你是诈骗犯，我马上要报警。那边马上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那边已经停机了。

直到现在，我都闹不清那些人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和我与范主席的关系。而且，那人说话的口音和口气都非常地象范主席，所以，我一直怀疑可能是范主席把我们相关的一些信息无意中透露给了他的什么亲戚。要不，诈骗者怎么会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些事情，伪装得那样逼真。

再看徐玉玉被骗的过程，就能知道诈骗者是多么地专业。他们拨打徐玉玉的电话声称有一笔2600元助学金要发放给她。由于前一天她的确接到过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致使她放松了警惕，按照诈骗犯的指示操作后，自己账号中的钱反而被转走了。我们无法苛责孩子的天真，因为社会并没有教给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如何抵御复杂的人性；我们也无法去苛责她的脆弱，因为9900元学费对于一个贫困家庭的份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

通过我那次差点被骗的亲身经历和所看过了其他的一些案例，我觉得诈骗的主要方式是要赢得被骗者的信任。否则，诈骗者就无法把受害人的钱骗到自己的腰包里。而要想获得被骗者的信任，就必须要获取被骗者本人大量的相关信息，然后再根据这些信息设置一个严密的圈套。一旦获取了被骗者的信任，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放松警惕，进入圈套之中。

上当受骗者虽然只是少数人，可是，诈骗者是利用电讯设施实施大批量的诈骗操作，只要这成千上万个诈骗电话中能骗取到百分之一二的人群。那也不是个小数字。实际上据一个电信诈骗嫌犯说，电讯诈骗的成功率只有千分之一。但即使是千分之一，说起来也是惊人的。如2012年11月23日在对彭发荣等9名被告人参加台湾籍人员组织的针对中国大陆公民的电信诈骗案中，这些嫌犯在印尼当地冒充中国公检法人员，半年内骗取了40多名大陆受害者250余万元，其中最多的一笔是51万余元。而今年10月落网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陈福金，却在10分钟内，将晋江人罗女士银行卡里的钱分9次盗刷走880.4260万元。这也是晋江历年来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金额最高的案件。

而且，最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在有些乡镇和村子，为了搞电讯诈骗，许多过去的包工头和小老板都不干了，纷纷回来做这种“生意”。他们并不将此当成违法犯罪，而是当成一种本事。谁要是骗到了大钱，就会被人们称之为“有本事”。就跟在湖南省双峰县“全国假证之乡”马街镇里一样，如果你不会做“生意”，就会让人瞧不起。就如被称为全国担保诈骗县的河南某县，村村户户都在从事担保诈骗，如果你不参加其中，那你就是另类。这种整个村，整个乡，甚至整个县集体从事犯罪活动的事件，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忧心忡忡。

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手机的电话和信息中，每天都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内容在骚扰着我们。在我的手机里，别的不说，光是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还有东莞、泰安、泉州和石家庄打来的询问你股票经营的电话就把人烦得不得了。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层出不穷，有问你要不要开发票的，要不要开商铺的，甚至还有要向你卖身和要把处女之身献给你的。我就纳闷：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咋就知道我的电话号码，还口口声声地叫着我张大哥。显然，是电讯运营商内部有人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卖给了商家。今天早上网上还在报道：中国电信某分公司的员工周某，利用自己在电信公司的工作之便，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每条500元的价格出售公民信息20余条给他人，获利1万元。而中国联通公司一员工肖某，利用在联通公司工作的便利，非法获取并出卖公民个人信息129400条。检方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肖某提起公诉。近日，丰台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国家一直在要求电讯运营商实施电话实名制，切实保护电话用户的个人信息。可是，他们为了挣钱，根本不把国家的要求落在实处。现在我们的电话号码差不多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且，电话的实名制也是一句空话。特别是那些进城务工的人员中，有几个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的手机卡？而且，在许多办理手机卡业务的小店里，就根本不要本人的身份证。公安部公开解释说170和171号段本来是为虚拟运营商准备的专门号段，但因为监管措施跟进不到位，无需实名登记即可购买，所以，这两个号段已经成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温床。

电讯运营商之所以不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做，还是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不严，强制度不够。如果国家对不能严格执行这些措施的运营商们进行严厉的处罚，想必会有显明的效果。据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电讯运营方面的相关法律。这也是我国电讯产业在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尴尬和无奈。

近年来，由于国家经济形势的一路下滑，各种生意越来越难做，所以，一些农民工开始经营起一些违法的营生。于是，电讯诈骗应运而生，日趋活跃，甚至已经成为了灾难。拿福建安溪为例。安溪本来以乌龙茶出名，因乌龙茶行情不好，一些年轻人便开始从事电信诈骗。电信诈骗成本低、获益快、取证难、量刑轻，属于典型的低风险和高收益。一个村民拉几个合伙人，弄几台手机，买个行骗本子，再买一批银行卡号、手机号、身份证等电信资料，钞票就可以从取款机里滚滚而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用投资，不用交费，不用跑腿，就可以赚大钱。即使“生意”出点纰漏，大不了“进去”一下，几个月后放出来再干。而且诈骗团伙分工明确，一线人员负责打电话，遍地撒网；二线人员负责诱导家长汇款；三线人员负责异地取款。

安溪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把电讯诈骗当成“手艺”和“生意”，是因为台湾与安溪有很浓的血脉关系，台湾有200万人的祖籍在安溪。该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亚洲最繁忙的基站”。所以，电讯诈骗早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在徐玉玉电讯诈骗案中的六名嫌疑犯中，5人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其中3名来自安溪县。

目前，被公安部列入电讯诈骗全国重点整治的地区还有广西宾阳、河北丰宁、福建龙岩新罗区、江西余干县、湖南双峰县和海南省儋州市。而被称之为中国“电信诈骗第一县”的广东茂名市电白区，从2013到2015这三年中，公安部门查处的电讯诈骗案件就有12906件。在公安部正式发布的10名A级通缉犯当中，有5人来自广西的宾阳县。近10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20%至30%的速度快速增长，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的电信诈骗就有5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

在徐玉玉事件出来之后，有人一连提出了六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电信诈骗如此高发？为什么大学生成为被骗重灾区？为什么会被骗子精准诈骗？为什么破案率这么低？为什么监管缺失？为什么不严惩重罚？这里除过诈骗形式多样、作案手段狡猾、诈骗对象特殊、应用科技诈骗、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秘和被骗群众贪图便宜的因素之外，政府的法制和监管缺失，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和打击力度薄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那些出现电讯诈骗村、贩毒村、造假村和担保诈骗村的地方，这些问题就暴露得更加明显。而且当地农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也是非常地淡薄。就如从电脑中盗取了徐玉玉的资料信息的电脑黑客，18岁的四川宜宾少年杜天禹的母亲吴女士所说的那样：儿子有电脑方面的天赋，但没人教他学习法律。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电讯诈骗案件以及其它诈骗案，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许多农民群众都不太懂法，或是并不把法律看得多少重。

不过，国家已经开始对电讯诈骗进行全面严打。大批的嫌犯被逮捕，境外的嫌犯被遣送回国。国家迫使电讯运营商实行手机实名制，并对电讯运营管理制订相关法律。这也让我们期待着在这个充满着电讯与信息的国度里，能实实在在地感到个人信息的安全和不被骚扰。